历史的选择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半公开地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 

　　变化最初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那时，粮票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1983年，在日益依赖外来人口和人才的深圳特区，这种矛盾开始被政府重视。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初期，也是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筑工人和外来人员涌入深圳，粮食定量开始变得不足。外来人口没有深圳的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需用粮票购买的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总体价格比平价粮高出40%以上。 

　　当时深圳市领导认为，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不利于生产、流通，也不利于群众生活。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消息传出后，曾有深圳市民认为，“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深圳市领导下令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深圳经验影响了全国。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在粮票谢幕之前，更早开始销声匿迹的是各类商品票证。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各类商品开始供应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证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就北京而言，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应证。1987年，北京市停用侨汇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并于第二年开始停用肉票，蛋票、肥皂票、居民购货证等等。在全国来看，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到了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 

　　新时代，新角色 

　　粮票推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并没有淹没在尘埃，而是转而进入了收藏业，成为了收藏者的新宠。粮票虽然失去了使用价值，却被一些人用于收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集粮票市场。辽宁省1955年发行的第一套粮票，2004年市价超过1500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集粮票协会，民间还不定期出版《中华粮刊》、《粮票》等集藏刊物。由于粮票是特殊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票面题材广泛，印制精细，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点。经年累月的岁月侵蚀，更使这种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票证文物日渐稀少，珍品迭出，长期为海内外收藏爱好者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