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讲究哥们义气,而且有结拜异性兄弟的传统。只要情投意和便要义结金兰结拜换贴,有了八拜之交即可为朋友两肋插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一传统大概是受了《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影响 。想当年,刘备为了让关羽和张飞辅佐他打天下,与其结为换贴兄弟并发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种做法对于笼络关张二将为其效力卖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此以后,关羽和张飞便成了刘备的左膀右臂,供其驱使,死而后已。为了一个“义”字,关云长经受住了曹操高官厚禄的诱惑,毅然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兄。正是有了关张二人的鼎力相助,刘备得以在屡败之后终能据荆州取四川占汉中与孙权和曹魏形成鼎足之势，终成就了帝王之业。        
    与刘备同时代的一代奸雄董卓,也很善于用江湖义气笼络部下。董卓身体高大粗壮,臂力过人,是个勇猛赢善战的武夫,据说在少年的时候,他在羌族人中交游，广交羌人中的好汉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后来归耕田野,雇人种田,有一次,几位有交情的羌族豪杰到他家中来做客。当时他家中不太富有,没有什么好饭菜招待这些客人,就把正在耕田的耕牛拉回来杀了,盛情招待众人,大酒大肉,狂呼乱喊,尽欢而散。这些人都非常感激董卓的豪爽仗义,异常兴奋,回到羌地后用钱买或连偷带抢一共凑了一千多头牛赶着给董卓送来。从此，董卓豪爽仗义的名声远近闻名,羌人也都很敬重他。
后来,董卓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郎中，同时得了九千匹细帛的赏赐。董卓说:“我只要功名就行了，所有的赏赐一律分给部下。”他下令把这九千匹细帛都分给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他的部下觉得董卓讲文气都对他感恩戴德,愿意为他效劳。可见,董卓在发迹前,很善于用“江湖”义气笼络人心，杀耕牛待客获得仗义的名声,分绢帛给部属得到官兵的拥护。俗话说：有大俗者不贪小利,有大谋者不矜小功。奸邪之人大凡都利用人性中贪财好利的弱点,给人一定利益以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势力,当其阴谋全部实现的时候，才会露出来本来的面目。
民国年间,乱世枭雄张作霖的飞黄腾达靠的也是所谓江湖义气。他早年结交了一批一土匪出身的狐朋狗友，这引起人与他臭味相投，患难相交,又都是“绿林兄弟”,其中较有名的有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为了所谓的哥们儿义,这些人出生入死，为张作霖卖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作霖统治部下的手段主要靠权术,靠江湖“义气”这种权术使部下服服贴贴,甘愿为他卖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使他在土匪中有极高的威望,使他成为这帮人中当然的领袖。他用以团结部属的东西是权与钱,他的部下都可得到应有的财富,并随着张作霖的升官而升官,因而他们紧随张作森,为升官司发财而卖命。
由于哥儿义气这个东西是对张作森个人的,因而也就不是最稳定的,当张作霖在时可以一呼百应,说一不二,震摄全军,然而,张作霖死后就必然发生分化。
与张作霖一样,蒋介石也企图利用江湖义气笼络部下。他早年结交了黄郛、陈其美,后又与李宗仁、张学良结为换贴兄第。
蒋介石结拜异性兄第,自然有其目的。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司的蒋介石与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秘密结拜为兄弟,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二人愿结为异姓兄弟呢?除了双方互有好感以外，利益的驱使是其主要原因。
      蒋介石比李宗仁大4岁，与李相比，蒋经历广,阅历深,素谙权力斗争中纵横卑阖的打拉之法,桂系虽说刚刚崛起,但实力绝不容忽视。同时,北伐前蒋介石在广州与各主关系弄得十分紧张,他虽为国民革军总司令，但其资历与作用,在其他6个军长中早已引起不满。为确立自己在军界的地位,蒋决心拉住李宗仁。北伐前夕, 蒋提义由李宗针的密友白崇禧担任北伐军行营参谋长这一要职,以此来换取李宗仁的信任。北伐军攻克长沙后,蒋介石的司令部随之移到长沙。那时,李与蒋的关系比较融洽。一日李蒋闲谈间,蒋介石突然提出要与李宗仁成为换兰拜贴的兄第，接者蒋介石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请李收下,李先是不肯,并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蒋边说边将兰谱塞入李宗仁军服口袋里。李辞出后打开兰谱,见上面除了写有蒋介石的生辰八字外;还有蒋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几日后,李宗仁将蒋写的四言誓词抄下来，再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将贴子回送蒋介石 。蒋十分愉快地表示:从此两人更加一层情同手足的关系,誓以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就这样，李蒋结拜为兄弟了,并由此度过了一段亲密合作的”蜜月期”。可是,数月后当他们发生利益冲突时,蒋介石立刻撕去了同志,兄弟情谊的温纱,兵戎相见反目为仇了。
    除了李宗仁以外,蒋介石结拜的生死弟兄还有冯玉祥,张学良等人,可见,在收买人心,统御部下方面蒋介石的确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