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会被后人记起。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使昔日晋商名门“乔家大院”名声鹊起，如今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地。今年“五一”节，当我站在乔家大院的幽深甬道中时，被世人遗忘了近一个世纪的青砖灰瓦下已是人满为患。

　　乔家大院是乔家“在中堂”的宅院，位于晋中祁县的乔家堡村，由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组成，占地8700多平方米。这座始建于清乾隆20年(公元1755年)的院落，今天看来仍是气势非凡。驻足院门，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笔书写的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雕刻在铜板上，明晃晃地嵌在大门口，很是耀眼。走进院子，一条甬道把6个三进大院排列两边，甬道尽头是宗族祠堂。登上楼顶，俯察整座院落呈双喜字布局，四合院、穿心院、偏心院，匠心独具，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鳞次栉比，砖雕、木刻、彩绘，做工精致。环顾四周，10多米高的围墙将整座院子圈成了一个封闭的城堡，威严高大，富丽堂皇，蔚为壮观。

　　在中国，人才之涌现、事业之发达往往不仅带有地域性，而且具有家族性。当年的晋商多集于晋中，而晋中又多集于祁县，目前已开发作为旅游景地的祁县晋商就有乔家、王家、曹家和渠家，过去王家的家业最大，现在乔家大院保存得最为完好，名气最大，因此游人云集，最多时每日接待数万人，其人气之旺、景象之盛，怕是乔家祖上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明清时期，中国相继出现了晋商、徽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陕商、山东商、粤商、福建商和江右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以其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而居群帮之首。当年，山西票号汇通天下，利赖九州，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近代中国银行之发轫。

　　晋商之所以能够领天下之先，有其历史渊源。山西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的盐商，有史料可考的商业活动始于春秋。现代意义上的晋商，起于明初，盛于清中。明朝中期到清朝前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埠际贸易频繁，货币应用广泛，从而出现了镖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采购业务不断扩大，现银调动数额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镖局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于是，晋商首创了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为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大功。

　　中国自古就有仕、农、工、商的传统定式，为官的光宗耀族，从商的则被人瞧不起。可是，仕出皇门，多为世袭，少数学而优者幸可得之，土地归地主所有，农民基本没有发财的指望，平民百姓要发家致富多从做小生意开始，所谓白手起家，乔家就是一例。其先祖乔贵发出身贫寒，因生活所迫走西口，在内蒙古的包头磨豆腐，出苦力，做小本生意，后经几代人励精图治，发展到开店铺、设钱庄，先后开设了“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店铺，置屋一千多间，一度享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美誉。其后，家业逐步壮大，成为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大家。

　　乔家家业到了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手上时达到极盛，仅票号就在全国各地占有20多个“码头”，“大德恒”、“大德通”成为山西票号的龙头，后来一直延伸到日本、朝鲜，时称乔家票号“汇通天下”，积聚流动资金总额达1000多万两白银。此时的“大德恒”、“大德通”已非昔日的豆腐店。在资本运作上，实行了“股份制”，除了按资入股，票号内部人员还可以入“顶身股”，即以劳动力入股。在经营上，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乔致庸当起了“董事长”，掌柜的当上了“总经理”，每三年“总经理”要向“董事长”作一次“述职”，用当今的话来讲叫做责权明晰，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雏形。

　　俗话说富不出三代，而乔氏家业延续7代，历时两百多年，是什么维系了这个家族的发展，并且经久不衰呢？除了人丁兴旺和经营有方，乔家制订了严格的家规，总结出了明细的生意经及经营秘诀，所有这些，对乔家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乔家订了六条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无疑是乔氏家业强有力的精神和道德的支持，起码可以排拒败家子的产生。

　　此外，乔家总结出了五条生意经，一是以义为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二是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三是和中为贵；四是平等交换；五是以人为贵。乔家还总结出了七条经营秘诀，一是发挥百分之百的潜能；二是具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三是确定理想或目标；四是满足大众的需求；五是发挥部属的才干与智慧；六是凡事全力以赴；七是决定后的事要立即行动。并且，乔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后代多受过良好教育，几代人不乏头脑精明、办事干练者，用现在的话讲，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乔家家业兴旺发达，还有一条更大的“阳光下的秘诀”，就是巴结官府，官商勾结。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时，国库空虚，财力拮据，乔家慷慨出资10万两白银，为李鸿章购买军舰一艘，大得李的欢心。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朝中发生庚子事变，慈禧太后出逃西安，途经山西祁县时，乔家捐赠白银10万两，慈禧太后为褒奖乔家，馈赠“福种琅环”匾额。另外，山西巡抚超尔丰、京师九门提督马玉昆、湖广总督端方等都曾在乔家小住，左宗棠为其照壁题字，孔祥熙亲到“在中堂”拜访。乔家还花钱买官，第四代乔景仪捐了个二品候补道员；乔景俨捐了个三品，后晋升二品；乔景侃捐了个四品。不难想见乔家当年财大气粗、耀武扬威的样子，如果没有官府的庇荫，乔家断难成为名声显赫、富甲天下的豪门望族。

　　对于官商勾结，国人向来有些不公，总是对官有所偏袒，认为商人奸诈，利用官府，牟取暴利，岂不知官府阴险，利用商人，巧取豪夺，否则，达官贵族的深宅大院及万贯家财，只靠皇上的俸禄是万万求不来的。借官聚财，以商养仕，怕是一条规律。

　　乔家家业的衰落始于清末民初。从大背景来讲，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资本主义大国大举入侵，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步步退让，不断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口岸，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严重冲击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省纷纷开办官营银号及商营银行、户都银行、交通银行，金融业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并逐步产生垄断，票号业务逐步被官商银行所取代。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纷争四起，国内政治经济动荡不安，金融市场风潮迭起，民间票号风雨飘摇，濒临绝境。家业系国运，乔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给乔家致命一击的则是日本侵华战争。1938年，侵华日军把乔家在包头的当铺、估衣铺归并于“新亚当”，钱铺归并于“同和实业银行”，资金、货物、职工均由日伪接收。至此，7代人奋斗了两百多年的家业彻底地败落了。

　　乔家，像一位孤独的老人在时空隧道中远远地离去了，给后人留下一个晋商望族的背影，和背影后绵长的幽思。